专访廖教授：从Vision China 2025最新研究到临床落地，角膜塑形镜联合低浓度阿托品在高度近视儿童中的个体化应用与视光中心全流程管理

 **编者按：** 近两年，随着国家近视防控政策的持续加码，青少年近视管理已从单纯的验光配镜转向涵盖光学、药物、行为干预的全周期综合防控。在众多干预手段中，角膜塑形镜（OK镜）联合低浓度阿托品（0.01%）的“双联疗法”因其显著的控制效果备受关注，但也引发了关于长期安全性、适用人群和规范管理的诸多讨论。在刚刚结束的Vision China 2025上，多项针对高度近视儿童联合干预的研究数据发布，为临床实践提供了新的循证依据。本期《专家访谈》特别邀请到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视光技术科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视光学组委员廖瑞端教授，就高度近视儿童的联合干预策略、长期随访管理以及视光中心在其中的角色定位展开深入探讨。 **问：廖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Vision China 2025上您做了关于高度近视儿童联合干预的专题报告，能否先简单分享一下您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 廖教授：好的。我们团队从2021年开始开展了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纳入8-14岁、近视度数在-4.00D至-8.00D的高度近视儿童，分为单纯OK镜组和OK镜联合0.01%阿托品组，观察周期为2年。结果显示，联合组的眼轴年均增长为0.16±0.08mm，显著低于单纯OK镜组的0.28±0.11mm，控制效果提升了约43%。更值得注意的是，联合组中眼轴年增长超过0.25mm（即快速进展者）的比例仅为12%，而单纯OK镜组高达34%。这提示对于基线度数较高、年龄较小或父母高度近视的儿童，联合干预可能是更优的选择。当然，我们也观察到联合组有部分孩子出现轻度畏光、视近模糊等阿托品相关副作用，但通过调整用药频次（如隔日使用）或使用渐变镜片后均得到缓解，没有一例因不耐受退出研究。 **问：高度近视儿童是近视防控的重点人群，但临床上不少医生对联合用药仍持谨慎态度，您认为主要的顾虑是什么？应该如何规范开展？** 廖教授：主要顾虑集中在三点：一是阿托品的长期安全性，尤其是对眼调节功能和瞳孔大小的影响；二是联合治疗的依从性；三是停药后的反弹问题。我们的经验是，首先必须进行严格的筛选和知情同意，向家长充分说明利弊；其次，要做好基线和定期的眼调节功能、瞳孔直径、眼压、眼表健康等检查，对于调节幅度低于6D或伴有明显外隐斜的孩子，要慎用或调整方案；再者，停用阿托品时建议逐步减量而非骤停，同时延长OK镜配戴周期，以减缓可能的反弹。另外，0.01%阿托品目前在国内尚未正式获批用于近视防控，多为院内制剂或超说明书使用，视光中心必须建立规范的随访体系和药物警戒制度，确保用药安全。 **问：您刚才提到视光中心在联合干预中的角色，目前许多视光中心正在从传统的验光配镜向眼健康管理转型，您认为这种转型的关键点是什么？** 廖教授：关键点在于“全程可追溯”和“多学科协作”。以我们医院视光中心为例，我们为每一位近视儿童建立了电子视觉健康档案，包括屈光度、眼轴、角膜地形图、眼压、眼底照相、调节功能等数据，并整合到一个数字化管理平台。每次随访数据实时上传，系统自动绘制眼轴增长曲线并给出风险分层提示。对于适合联合干预的高危儿童，由视光医师、角膜接触镜验配师、护士和药师组成的小组共同制定方案，家长可通过小程序接收用药提醒、填写不良反应问卷，数据直接反馈给医生。此外，我们与学校的校医保持联动，定期到校开展视力筛查和科普讲座，将防控关口前移。这种模式不仅提升了管理效率和患者体验，也积累了宝贵的大数据，为临床科研提供了支撑。 **问：当前全国各地都在推进视光中心的标准化建设，但人才缺口仍然很大。您对眼视光专业人才培养有什么建议？** 廖教授：确实，合格的眼视光医师和视光师是近视防控落地的最后瓶颈。我认为应该分层次培养：第一，加强本科阶段眼视光医学专业的临床实践，尤其是儿童屈光发育档案建立、角膜塑形镜验配、低浓度阿托品使用规范等内容的实操训练；第二，对在职人员开展继续教育专项培训，比如我们中心每年举办两期“近视防控与角膜塑形术规范化培训班”，内容涵盖最新指南解读、并发症处理、沟通技巧等；第三，建立严格的考核和认证体系，比如角膜塑形镜验配师的上岗资质、阿托品处方权限等。另外，要鼓励视光师参与科研，以循证促临床。只有人才梯队扎实了，视光中心才能真正承担起全生命周期眼健康管理的重任。 **问：最后，请您展望一下未来3-5年高度近视防控领域可能的技术突破或模式创新。** 廖教授：我个人非常期待几个方向：一是新型光学设计，比如多焦软镜、周边离焦框架镜的持续优化，以及定制化角膜塑形镜的智能算法，可能会进一步提升控制效果和配适成功率；二是联合用药方案的精细化，比如不同浓度阿托品的轮换或间歇使用、阿托品与光学干预的时序优化；三是基于人工智能的眼轴预测模型，能够更早期识别快速进展者并启动强化干预；四是数字疗法的兴起，通过可穿戴设备、VR训练等方式改善视觉行为，有望成为传统干预的有益补充。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依托严谨的临床研究和真实世界数据来验证。视光中心的角色也将从单纯的“配镜点”升级为“近视防控技术集成与服务中心”，提供从筛查、诊断、干预到长期随访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结语：** 在采访中，廖教授反复强调“规范”和“数据”两个词。联合干预并非简单的叠加，而是基于风险评估和个体化需求的精准医疗实践。随着政策推动、技术进步和人才培养的协同发力，我们有理由相信，高度近视儿童同样能够获得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