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视防控”到“眼健康管理”：政策与学术共振下，视光服务如何迈向“价值医学”？

3月是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月，国家卫健委持续推进“光明行动”，强调0-6岁儿童眼保健与早期筛查；教育部联合多部门部署春季学期近视防控工作，聚焦电子产品管控与户外活动。与此同时，第25届国际眼科学术会议（COOC 2025）即将召开，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发布《高度近视防控专家共识（2025版）》，视光中心转型升级加速。一系列动态折射出近视防控正从单一的屈光矫正迈向全生命周期眼健康管理，视光服务的内涵与外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政策层面，近视防控的“关口前移”已成共识，但落地效果仍面临挑战。以0-6岁儿童眼保健为例，尽管各地建立了筛查网络，但基层儿保人员的专业能力参差不齐，筛查后的转诊与干预衔接不畅，部分儿童错失早期干预窗口。户外活动时长保障同样面临执行难题，学校出于安全与课业压力，往往难以保证每日2小时户外时间。这些“最后一公里”的梗阻，暴露出政策落地中“重部署、轻执行、缺评估”的倾向。 学术领域，高度近视防控新共识强调“眼底优先”与“全生命周期管理”，但临床转化仍存壁垒。共识推荐高度近视患者定期进行眼底检查，但基层缺乏眼底照相设备与阅片能力，转诊机制不健全，导致部分患者眼底病变发现时已至晚期。此外，视光与眼科之间的专业鸿沟依然明显，视光师在高度近视并发症识别与处理上能力不足，难以承担“全生命周期管理”的重任。 产业端，视光中心向眼健康管理升级的浪潮中，“服务边界”问题日益凸显。许多视光机构打出“全生命周期眼健康管理”的旗号，试图覆盖从儿童近视防控到老年眼病筛查的全过程，但往往陷入“什么都做，什么都做不精”的困境。角膜塑形镜验配与低浓度阿托品使用趋于普遍，但在人员资质、随访管理、不良反应监测等方面仍缺乏统一标准，安全风险不容忽视。 上述问题的核心在于，视光服务正从“技术驱动”的快速扩张转向“价值驱动”的深度整合，但价值医学的理念尚未落地。价值医学强调以患者健康结局为导向，优化资源配置与成本效益。在近视防控领域，这意味着不仅要关注屈光度的变化，更要关注视觉质量、双眼视功能、眼底健康等综合指标；不仅要提供镜片或药物，更要提供行为干预、环境改造、健康教育等全方位服务。 实现这一转型，需要政策、学术、产业三方协同。政策上，应强化基层服务能力建设，而非仅靠运动式筛查；应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而非仅看近视率数字；应推动支付方式改革，将眼健康管理服务纳入医保或商业保险。学术上，应加强临床转化研究，将共识转化为可操作的临床路径与质控标准；应推动多学科协作，打破眼科与视光的壁垒。产业上，应明确视光中心的功能定位，避免盲目扩张；应加强人才梯队建设，培养具备全生命周期眼健康管理能力的视光师；应坚守医疗本质，以患者安全与获益为核心。 近视防控已进入深水区，单纯依靠技术升级或政策加压难以破解根本矛盾。唯有回归价值医学，以患者健康结局为导向，构建整合型眼健康服务体系，才能实现从“看得清”到“看得健康”的跨越。这不仅是视光服务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更是健康中国战略在眼健康领域的具体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