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近视防控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政策密集出台，技术手段不断丰富，从角膜塑形镜到低浓度阿托品，从离焦镜到AI筛查，似乎形成了全方位的干预矩阵。然而，一个关键问题却被反复回避：这些服务与产品，尤其是长期行为管理与视光服务，如何形成可持续的支付闭环？
目前，近视防控的主要支付方仍是家长自费。角膜塑形镜验配动辄上万，年护理费用数千；低浓度阿托品虽价格不高，但需长期坚持；视光中心的建档、复查、行为干预指导等服务，往往打包在配镜中，难以单独计价。这种以产品利润补贴服务价值的模式，导致视光服务本身的价值被严重低估。
更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全生命周期眼健康管理的推进，视光中心试图从“配镜场所”转型为“健康管理中心”，提供从儿童建档、近视预测、行为干预到老年视功能评估的全链条服务。但这些服务大多缺乏医保覆盖，商业保险也鲜有专项产品。于是出现了一种尴尬：政策倡导关口前移、预防为主，但预防性服务恰恰是最难收费的。例如，为孩子建立屈光发育档案、定期监测眼轴、进行用眼行为指导，这些服务在专业上极有价值，却很难让家长心甘情愿地掏钱。结果，视光中心不得不继续依赖销售高毛利产品（如功能镜片、OK镜）来维持运营，这又可能引发过度配镜、过度干预的质疑。
支付闭环的缺失还导致服务链条的断裂。以校园筛查为例，AI筛查可以低成本获取大量数据，但后续的复查、确诊、干预往往需要家长带着孩子前往医疗机构，这一环节不仅耗时耗力，还涉及额外费用。许多家长在筛查结果提示“疑似近视”后，由于怕麻烦或不愿花钱，并未带孩子进行进一步检查，导致筛查数据沦为“数字游戏”。同样，对于已近视的儿童，定期复查眼轴、调整干预方案是科学防控的关键，但不少家庭因为费用或时间原因，复查依从性很差，使得干预效果大打折扣。
要打破这一僵局，需要多方协同。首先，政策层面应探索将部分基本眼健康服务纳入公共卫生体系，例如将儿童屈光发育档案建立和定期视力检查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由财政买单。其次，医保部门可考虑将一些确有效果且成本可控的近视防控项目（如低浓度阿托品的使用管理）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减轻家庭负担。第三，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开发针对儿童眼健康的专项保险产品，覆盖近视筛查、定期检查、干预措施等费用，形成风险共担机制。第四，视光行业自身应建立服务收费标准和价值评估体系，让专业服务得到合理回报，而不是完全依赖产品差价。
支付闭环的构建，本质上是让近视防控从“产品驱动”转向“价值驱动”。只有当预防、管理、干预等各环节都能获得合理的经济支撑，全生命周期眼健康管理才不是一句空话，才能真正惠及每一个孩子。否则，再先进的技术、再完善的共识，都可能因为“最后一公里”的支付障碍而沦为纸上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