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光明行动”进入收官之年。自2018年八部门联合印发《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以来，各地近视率监测被纳入政府绩效考核，目标直指2030年近视率显著下降。然而，当“收官”与“评估”叠加，一个隐忧浮出水面：不少地方将“近视率下降”片面理解为“数据达标”，甚至出现“筛查数据美化”、“干预措施走过场”的苗头。
去年某地教育部门在汇报中自豪宣称“近视率下降5个百分点”，但随后被媒体曝光，部分学校在筛查前突击让学生背诵视力表，或安排近视学生“临时不参加测试”。类似现象并非孤例。当近视率成为政绩指标，数据的真实性便可能被扭曲。这种“数字近视”的背后，是评估体系简单化的逻辑：将复杂的眼健康问题简化为单一数字，却忽视了近视成因的多元性和防控过程的长期性。
“光明行动”的初衷是推动建立“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参与”的近视防控体系，其核心在于行为干预和全程管理。但实践中，部分地方将大量资源投入“高科技筛查设备”和“智能监测平台”，热衷于大屏展示实时数据，却对户外活动时长、用眼习惯等关键行为指标缺乏有效督导。有专家指出，当前近视防控存在“技术依赖症”：过度依赖离焦镜片、角膜塑形镜、低浓度阿托品等干预产品，而忽视了最基础、最经济的行为处方——每天2小时户外活动。
评估应当是一面镜子，照出问题而非粉饰太平。2025年的收官评估，不应只是数字的汇总，更应是政策效果的全面审视：近视率下降的同时，重度近视率是否同步下降？城乡差距是否缩小？基层服务体系是否真正建立？如果只是数据好看，而实际眼健康水平未提升，那便是“虚假的胜利”。
另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是“评估焦虑”催生的“运动式防控”。临近期末或评估节点，突击开展视力检查、集中推广某种产品、临时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等，这种短期行为无法产生持久效果。近视防控是“慢工出细活”，需要长期坚持。评估指标应更多关注过程质量，如学校是否真正落实每天户外活动、是否减轻课业负担、是否有专业的视光服务支持等。
2025年，我们期待评估带来的是理性的回归。地方政府应认识到，近视防控的政绩不在于数据一时的升降，而在于是否构建了可持续的眼健康服务体系。家长和学校也应摆脱“数字焦虑”，回归到科学防控的常识：多户外、少近距离用眼、定期检查。
收官不是终点，而是新起点。若因评估压力而制造“数字近视”，则背离了“光明行动”的初衷。让我们警惕“评估焦虑”下的形式主义，让近视防控回归儿童眼健康的本质——不是为了漂亮的报表，而是为了每一个孩子都能拥有明亮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