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马教授：数字化浪潮下，视光中心如何夯实循证实践与培养新型人才？

在国家青少年近视防控政策持续加码的背景下，视光中心与眼科医院正经历一场从“经验主导”向“循证实践”的深刻转变。近日，我们有幸邀请到著名眼视光专家马教授，就视光机构数字化转型、循证医学应用及人才培养等热点话题进行深度对话。  **问：马教授，近年来青少年视力筛查标准日益规范，您认为这对视光中心的实践产生了哪些影响？** 马教授：确实，随着国家卫健委《0～6岁儿童眼保健及视力检查服务规范》等文件的落地，视力筛查已从简单的“查视力”转变为涵盖屈光、眼轴、眼底等综合评估的系统工程。这促使视光中心必须建立标准化筛查流程和数据采集规范。比如，我们现在要求所有筛查数据实时上传至区域眼健康平台，利用AI算法对近视风险进行分层预警。上个月，我们中心联合三家社区医院筛查了2000名学龄儿童，发现眼轴增长过快者占比达15%，这远高于单纯依据屈光度判断的漏诊率。数据的标准化让我们能更早地介入，为每个孩子“画像”，制定个性化防控方案。 **问：数字化是近年的热点，您如何看待视光中心的数字化转型？它是否仅意味着引进电子病历系统？** 马教授：数字化转型绝非简单的无纸化。它核心在于构建一个“数据驱动”的闭环系统：从智能筛查、电子健康档案，到基于大数据的决策支持和远程监控。我们正在与高校合作搭建一个视光真实世界研究平台，将日常诊疗中脱敏后的阿托品使用数据、离焦镜片适配参数等整合分析。例如，我们初步发现低浓度阿托品（0.01%）对6-8岁低度近视儿童的眼轴控制效果存在显著个体差异，这与泪液动力学、调节功能等参数相关。这些发现将来能帮助我们实现“精准治疗”，而传统模式则很难实现。此外，数字化也赋能患者管理，我们的APP能自动提醒复查、推送用眼行为分析报告，复诊率从40%提升至70%。 **问：学界对近视干预技术的研究不断深入，如低浓度阿托品和多点离焦镜片。在临床中，您如何平衡新技术的应用与循证证据？** 马教授：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新技术层出不穷，但我们必须坚守循证底线。以多点离焦镜片为例，尽管多数研究显示其有效，但我们在推荐时，会严格评估研究的证据等级、观察终点和样本代表性。去年《中华眼科杂志》刊发的一篇多中心RCT研究提示，对基线眼轴较长、年龄较小的儿童，部分设计可能有更好的效果。我们不会夸大其适用范围，而是结合患者实际情况，参考《近视管理白皮书》等共识，为家长提供权衡利弊的决策工具。同样，对于阿托品，我们严格遵循超说明书用药的伦理与法规，所有使用者均纳入专病队列随访，定期监测调节幅度、瞳孔直径等，确保安全。 **问：行业正热议眼视光人才培养，您认为当前的主要挑战是什么？如何破解？** 马教授：人才短缺已是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问题不在于数量，更在于能力结构。现在的视光师不仅需要验光配镜技能，更要具备临床思维、数据分析能力和科研素养。很多毕业生进入视光中心后，面对复杂的近视防控决策和数字化工具往往手足无措。我们在培训中，引入了“案例式教学”和“临床研究协调员”轮转制度。比如，每位新进视光师必须完整参与一项近视干预的真实世界研究，从数据收集到统计分析全过程历练。同时，我们与温州医科大学等院校共建“临床技术转移中心”，将最新的循证知识和标准化操作视频嵌入日常学习系统。此外，我认为视光教育体系应加大“数字眼视光”课程比重，培养懂数据、善沟通、能研究的复合型人才。 **问：最后，请谈谈您对行业未来的展望。** 马教授：未来，视光中心将演变为“智慧眼健康管理枢纽”。它不再是单一的服务提供者，而是连接家庭、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桥梁。通过产学研深度融合，我们能更快地将高质量证据转化为实践。但这一切的根基是专业精神和人才。我们要坚定地走循证视光之路，避免商业营销对专业判断的干扰，真正为公众提供眼健康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