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近视防控领域呈现一种有趣的现象：技术干预手段不断丰富，从离焦镜片、角膜塑形镜到低浓度阿托品、红光治疗等，家长和医生手里的“武器”越来越多，但儿童青少年近视率仍居高不下，户外活动时间不足、用眼负担过重等行为问题依然普遍。我们是否过度依赖“技术包”，而忽视了行为干预这一根本性“处方”？
在各大眼科学术会议上，近视管理白皮书持续更新，多中心研究聚焦于不同干预手段的联合应用与效果比较，但关于行为干预的高质量证据相对薄弱。临床上，医生可能会花大量时间解释各种镜片和药物的优劣，却很少系统性地指导家庭如何落实每天2小时户外活动、控制近距离用眼时长。往往一句“多户外、少看近”就带过了。
这种“重技术、轻行为”的倾向背后有多重原因：技术干预易于标准化、见效快，且能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而行为干预依从性差、效果显现慢，难以量化和收费。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行为干预是近视防控的基石。例如，2021年《JAMA》发表的一项随机试验显示，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可显著降低儿童近视发生率。我国台湾地区的“天天户外120”计划也取得了显著成效。
实际上，行为干预不是简单的“说教”，它需要专业的指导和持续的跟踪。视光中心或眼科门诊可以设计结构化的行为干预方案，包括：评估孩子的用眼习惯、制定个性化的户外活动计划、指导读写姿势和照明环境、定期随访并调整方案。这些内容完全可以纳入视光服务的范畴，成为“行为处方”。
当前，一些数字化工具如智能手环、用眼监测APP等可以帮助量化行为干预，提高依从性。我们应当鼓励更多此类技术和服务的开发，但核心仍是行为改变本身。近视防控需要“两条腿走路”，技术与行为并重。让“行为处方”正式“入列”，成为每位近视儿童干预方案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