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多部门深化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政策的落地，以及0.01%硫酸阿托品滴眼液等新型控制药物的正式获批，国内近视防控正式迈入“规范化用药与联合干预”的新阶段。在近期的国内外核心眼科学术会议上，低浓度阿托品联合角膜塑形镜或多点近视离焦镜片的协同效应成为热议焦点。然而，当近视防控临床试验步入“深水区”，传统的试验设计正面临严峻考验。
过去，近视药物的临床试验往往将“眼轴增长量”和“等效球镜度变化”作为单一的主要终点。但在低浓度阿托品联合光学干预的试验中，这种设计显得捉襟见肘。一方面，光学干预（如角膜塑形镜）本身会改变角膜形态，直接干扰屈光度的精准测量；另一方面，不同浓度阿托品（如0.01%与0.05%）在长期应用中的反弹效应和耐受性差异，要求试验必须拉长随访周期。
如何破局？终点设计的“多维化”与随访管理的“数字化”成为关键。
在终点设计上，研究者开始引入更多反映近视发病机制的生物学标志物。例如，将脉络膜厚度变化、调节微波动以及AI眼底筛查获取的视网膜微血管密度作为次要终点。这不仅有助于解释“药物+光学”联合干预的协同机制，也为后续个性化用药提供了循证依据。
而在长达2至3年的随访周期中，受试者依从性差、失访率高一直是眼科临床试验的痛点。如今，视光中心的数字化转型与屈光发育档案的普及，为这一难题提供了优解。通过打通院内系统与视光机构的数字化平台，受试者的日常用眼数据、复查视力及眼轴数据可实现自动抓取与云端同步。结合视光师规范化培训带来的操作同质化，多中心临床试验的数据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这种基于真实场景的数字化随访，不仅降低了受试者的随访负担，更让脱落率从传统的20%以上大幅降至10%以内。
从“单一控轴”到“多维评价”，从“被动随访”到“数字管理”，眼科临床试验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底层逻辑重构。未来，随着更多新型近视控制药物的研发推进，建立一套契合中国青少年屈光发育特征、融合AI与数字化技术的临床试验标准体系，将是推动眼视光医疗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