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多地视光中心因执业范围争议被推上风口浪尖。有报道称，部分视光中心尝试开展基础眼病筛查、干眼理疗甚至青光眼随访等服务，被监管部门叫停或约谈。这一现象折射出眼视光行业深层次的矛盾：一方面，传统验光配镜业务利润率持续下滑，视光中心亟待拓展服务边界；另一方面，医疗属性与非医疗属性的模糊地带，让“初级眼保健”成为政策与市场的敏感神经。
政策端正在释放微妙信号。国家疾控局发布的《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公共卫生综合干预技术指南》强调“远视储备”概念，要求将视力筛查前置到幼儿园阶段，并建立屈光发育档案。这实际上为视光中心提供了政策窗口：单纯的“筛查建档”并不需要医疗资质，但后续的“干预建议”却踩在红线边缘。多地视光中心尝试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合作，通过“筛查-转诊-复查”闭环，在合规框架内延伸服务链。一位连锁视光中心运营负责人透露：“我们与三家社区医院签约，承担校园筛查和基础数据整理，但涉及诊断和处方必须转诊到医疗机构，这样既规避了风险，又沉淀了客户数据。”
产业端，眼科医院与视光中心的“竞合关系”出现新变量。随着角膜塑形镜验配资质审批趋严，部分视光中心通过“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视光中心”双牌照模式，实现医疗属性与消费属性的兼容。例如，某头部眼科连锁在多个城市开设“眼科诊所+视光中心”复合业态，诊所负责医疗行为，视光中心负责非医疗的视觉训练、眼镜适配和会员管理。这种模式既满足了消费者对便捷眼保健的需求，又符合监管要求，成为资本扩张的新范式。
从市场数据看，视光中心的营收结构正在发生“非医疗化”与“医疗化”的双向渗透。传统光学产品（框架镜、隐形眼镜）占比已从五年前的70%降至50%左右，而近视防控产品（离焦镜片、角膜塑形镜）、视觉训练和眼健康管理服务占比快速提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部分视光中心开始探索“视光师主导的慢病管理”模式，针对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患者提供长期随访和生活方式干预，这在欧美已有成熟先例。国际视光协会（WCO）更新的青光眼视光实践指南，明确视光师在慢病管理中可承担更多角色，这为国内视光中心提供了参照系。
然而，政策窗口并非完全敞开。2023年修订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对“诊疗活动”的定义更加严格，视光中心若开展“视力矫治”“弱视训练”等可能被认定为医疗行为。多地卫健部门已开展专项检查，叫停了部分视光中心的“干眼SPA”“近视逆转训练”等项目。业内专家指出：“视光中心的法律身份仍是个体工商户或有限责任公司，不具备医疗资质，任何涉及疾病诊断、治疗的服务都存在合规风险。未来出路要么是申请医疗机构资质，要么是转型为纯粹的消费类眼保健服务商。”
市场博弈还在继续。部分视光中心通过“远程医疗+人工智能”试图绕开资质限制，例如引入AI眼底相机进行糖网筛查，但筛查结果的解读和后续处理仍需医疗专业人员。国家卫健委正在推动“眼健康管理师”等新职业标准，或许将为视光中心提供人才储备与资质衔接的桥梁。
可以预见，视光中心执业边界的重新定义，将催生新一轮市场洗牌：合规能力弱、以擦边球业务为主的小型视光中心将加速出局；而具备资本实力、积极转型“初级眼保健+消费医疗”的连锁品牌，则有望在政策与市场的夹缝中找到新增长点。这场博弈的核心，不是简单的资质之争，而是眼健康服务供给体系的效率与公平之问。
（配图建议：一张视光中心内部分区清晰的实景图，左侧为验光区，右侧为眼健康科普区，体现功能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