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居高不下，近视防控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从政策层面的“双减”落地、考试改革，到技术层面的角膜塑形镜、低浓度阿托品、离焦镜片等干预手段的普及，近视管理正从单一“矫正”向综合“防控”转变。然而，在临床实践中，我们依然面临诸多挑战：如何将碎片化的防控措施整合为系统化的眼健康管理？如何真正实现从“以疾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转变？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专访了国内知名眼视光专家孙教授。
**记者**：孙教授，您好！当前近视防控已经进入深水区，您认为我们面临的最大痛点是什么？
**孙教授**：最大的痛点在于“近视防控”仍然被很多人理解为“近视了再去控制”，而不是从儿童视觉发育早期就开始的系统管理。我们缺少的是将筛查、预警、干预、随访整合在一起的全流程闭环。很多孩子第一次验光时已经两三百度，错过了最佳的早期干预窗口。所以，我们需要把重心前移，建立从0岁开始的屈光发育档案，并利用数字化工具进行动态监测和风险预测。
**记者**：您提到了数字化工具，人工智能在近视管理中能发挥哪些作用？
**孙教授**：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首先，在筛查环节，AI可以快速分析眼底照片、屈光度、眼轴等数据，自动识别近视高危人群，提高筛查效率和准确性。其次，在预测环节，基于大数据的AI模型可以结合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和个体发育曲线，预测近视进展速度，为个性化干预提供依据。第三，在随访管理中，AI可以辅助分析角膜塑形镜的配适状态，预警不良反应。当然，AI是辅助，不能替代医生的临床判断。
**记者**：目前角膜塑形镜和低浓度阿托品是近视干预的两大主流手段，您如何看待它们的联合应用？
**孙教授**：角膜塑形镜和低浓度阿托品的作用机制不同，前者通过周边离焦抑制眼轴增长，后者通过影响巩膜重塑和神经递质信号发挥作用。两者联合使用在理论上可以产生叠加效应。近年来，多中心临床研究和真实世界数据均显示，对于单用效果不佳的快速进展型近视，联合干预可以更有效地控制眼轴增长，且安全性良好。但联合应用需要严格把握适应症，密切监测眼表和视功能，避免过度治疗。
**记者**：在视光服务模式上，您认为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孙教授**：我坚信未来的视光服务将从单纯的“配镜”走向“全生命周期眼健康管理”。这意味着视光中心不仅要提供光学矫正，还要承担眼病筛查、视觉康复、近视防控、老视管理等多元化功能。这需要视光师具备更全面的知识结构和临床技能。因此，视光人才的培养是当务之急。我们现在推动的“视光中心标准化建设”和“视光师规范化培训”正是为了构建这样一个体系。
**记者**：在人才培养方面，您认为高校和社会机构应该如何协同？
**孙教授**：高校要注重基础理论和临床思维的培养，加大眼科、光学、心理学、公共卫生等跨学科课程的融合。同时，要建立更多的临床教学基地，让学生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社会机构则要提供规范化的继续教育和技能认证，让在职视光师不断更新知识，提升服务能力。只有“教育-实践-再教育”的闭环形成，我们才能解决视光人才短缺的瓶颈。
**记者**：对于普通家长，您有什么建议？
**孙教授**：首先，从孩子出生起就要关注眼健康，定期进行眼科检查，建立屈光档案。其次，要保证每天至少2小时的户外活动，这是最经济有效的预防措施。第三，如果孩子已经近视，要理性选择干预手段，不要盲目跟风，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进行规范化管理。最后，要正确看待近视，它不仅仅是戴一副眼镜的问题，高度近视会带来一系列眼底并发症风险，所以要长期随访。
**记者**：谢谢孙教授的精彩分享！让我们共同期待近视防控从“治”到“防”再到“管”的新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