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董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当前青少年近视防控已成为国家战略，除了已有的光学和药物干预，您在探索更加前端的“预防性”策略，能否先介绍一下您的总体思路？
**董教授：** 近视一旦发生便不可逆，而且高度近视会带来一系列眼底并发症风险。因此，我们的研究焦点正从“矫正”和“延缓”向“预防”前移。我们的团队正在探索近视的“疫苗化”可能——当然，这并非传统意义的疫苗，而是通过早期识别高危个体，并施加生物学或物理性干预，来强化巩膜的抗重塑能力，阻止眼轴过度增长。这包括使用特定的生物活性因子、基因调控以及基于巩膜生物力学特性的个性化干预。
**记者：** 提到巩膜，您能具体谈谈在巩膜力学调控方面有哪些新突破吗？这些成果离临床应用还有多远？
**董教授：** 巩膜是眼球的外壳，它的变薄和力学性能减弱是眼轴增长、近视发展的关键病理环节。我们通过离体和动物实验发现，紫外线核黄素交联技术可以增强巩膜的生物力学强度，从而对抗眼内压导致的扩张。此外，一些药物如赖氨酰氧化酶抑制剂或基因治疗载体，可以调节巩膜胶原代谢。目前这些研究已进入临床前阶段，显示出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我们正在与工程团队合作，开发微创的巩膜交联设备，目标是未来在视光中心或眼科门诊进行早期干预，阻止高危儿童发展为高度近视。
**记者：** 除了物理干预，在生物干预方面，有哪些令人振奋的分子靶点或新药物？它们与低浓度阿托品有何不同？
**董教授：** 低浓度阿托品是目前最常用的药物，但其机制尚未完全明确，且存在一定的副作用和应答差异。我们正在研究更精准的通路，例如多巴胺受体激动剂、腺苷受体调节剂、以及调控脉络膜血流和巩膜缺氧的信号分子。我们团队发现一种小分子肽，能够模拟户外光照诱导的视网膜多巴胺释放，从而抑制近视进展。这种药物没有睫状肌麻痹副作用，滴眼频率低，适合长期使用。目前已完成I期临床，即将开展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如果成功，将为近视防控提供一种新的“疫苗样”预防手段。
**记者：** 您提到视光中心在精准预防中的新角色，您认为视光中心如何整合这些前沿技术？现有的标准化建设和人才培养体系需要做哪些调整？
**董教授：** 视光中心是接触儿童和家长的基层端口，非常适合开展高危筛查和早期干预。首先，视光中心应配备高精度眼轴测量仪和先进的眼底影像设备，并利用AI分析巩膜形态、脉络膜厚度等生物标记物，建立个性化风险预测模型。其次，视光师需要经过专业培训，掌握生物测量结果解读和干预技术操作。未来的视光中心不仅是配镜机构，而应该是近视防控的健康管理中心，能够提供从行为干预、光学矫正、药物管理到新型生物干预的阶梯式方案。我们正在编写相关教材和操作指南，并推动建立视光中心分级认证制度，以确保新技术安全落地。
**记者：** 在推进这些创新技术的过程中，您认为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学术界和产业界应如何协同？
**董教授：** 最大的挑战在于长期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证据积累。近视防控是一个慢性过程，需要5年以上的随访数据才能确认效果。此外，新技术的成本较高，如何让普通家庭受益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我认为需要加强多中心协作，共享数据平台，同时推动“医工交叉”和“产学研”转化。我们的团队已与多家高校和企业合作，开发便携式巩膜交联设备和智能监测隐形眼镜，希望在未来5年内能够实现临床应用。政策层面也需要卫生部门给予支持，将新型干预纳入近视防控指南和医保目录。
**记者：** 最后，请您对青年眼科医生和视光从业者提出一些建议。
**董教授：** 近视防控是一个快速发展的交叉学科领域，青年人才应具备扎实的眼科基础、生物力学和分子生物学知识，同时要拥抱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技术。不要局限于传统的验光配镜，要主动学习前沿研究成果并参与临床研究。只有不断探索和创新，我们才能真正实现近视的“疫苗化”预防，让每个孩子拥有光明的未来。
**记者：** 感谢董教授的精彩分享，期待您的研究早日转化，惠及更多儿童。